在 21 世纪以前，日本对于非洲的援助于 1993 年达到最大，为 30.9 亿美元。1993 年也是日本第一次召开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日本大规模增加了对非洲的援助，一方面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其援助身份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加大援助规模获取非洲国家的认可。随后，1993-2000 年，日本对非洲援助的规模有所减少。21 世纪以后，在第三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召开之后，日本对非洲的援助规模再一次出现爆发式增长，到 2006 年再次达到峰值 40.7 亿美元，2007 年有所回落之后，2013、2016 年又出现新一轮的增长。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召开之年，日本对非洲的援助规模都会出现新一轮的增长，随后会回落。因此，日本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对于非洲的援助有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缺乏延续性，会议的后续机制对于非洲援助的发展力度弱。在日本发展对非援助时，日本对非通过技术合作的渠道对非援助的总量也是不断增长的，并于 2013 年达到峰值，为 5.2 亿美元，说明日本越来越重视对非洲技术的援助，讲求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
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贷款总额不断增加。且根据图形的走势，我们可以发现 2003、2007、2013、2016 年四年达到了小范围内的波峰位置，而这几年正是中非合作论坛举办后的一年，其稍有下降之后继续增长说明中非合作论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非援助。从 2000 年的 1.3 亿美元的贷款增加到最高峰 2016 年的304.1 亿美元，中国对非援助在 16 年内实现了将近 300 倍的增长，且贷款规模上远远超出了日本对非援助的 40 亿美元。另一方面，在增速上，2000-2006 年，贷款增速高达 100%以上，随后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因为贷款的基数较大，出现饱和，增速有所放缓，但整体贷款规模依然不断增长。
中国对非援助贷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提供，一个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还有一个是企业等主体。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的中非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提供的贷款主要是由进出口银行来提供，国家开发银行从 2007 年起才开始加入贷款提供的行列，且依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主体来提供贷款。其他来源也有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中非发展基金成立于 2007年初始规模为 50 亿美元。到 2018 年，中非发展基金已经增长到 100 亿美元并且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在 36 个非洲国家的 90 多个项目中投资 46 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预计将推动本地化出口 58 亿美元，创造 10 亿美元的地方税收。
本对非洲的投资从存量上来看，投资规模呈稳定的增长，并于 2003、2008、2013、2016 年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也就是在每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召开之际，日本对非洲的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随后有所回落。虽然，日本对非洲的投资规模增长，但无论从对日本全球投资规模来看还是从非洲 流入量来看，日本对非洲的投资占比都非常小。就日本对非洲投资存量达到峰值的 2013年来看，日本对非洲投资为 120.77 亿美元，而同年，日本全球投资总额为 1.12万亿美元，对非投资仅占 1.08%；同年，非洲吸引外资为 507.89 亿美元，日本对非的投资仅占 23.78%，相比于中国对非投资的 261.85 亿美元，相差一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与非洲的贸易长期是处于日本贸易逆差、非洲国家贸易顺差的状态。从 2001 至 2018 年 18 年期间，15 年是非洲国家处于顺差，仅有三年是日本国家处于顺差，主要原因是日本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对于从非洲进口的原材料具有很大的需求，而对于非洲的出口方面，由于日本的经济达到发达国家的行列，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双方之间的需求重合区域较小，也就是双方相似需求较少，从而导致日本对非洲的出口较小，而进一步出现了贸易逆差。
虽然日非双边的贸易长期处于非洲国家顺差，但是根据我们对于日非双边贸易不平衡指数①的测算，我们会发现，日非贸易的不平衡程度相对较低。2001 年至 2008 年，由于日本谋求自身经济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增加，从日本的进口保持快于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从而贸易不平衡指数也有所上升，到2008 年达到了峰值，22.3%；金融危机期间有所减缓，降低到 1%；后期经济实现增长之后，不平衡指数再一次反弹式增长，达到了 24.5%；后期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而导致进口贸易额减少，不平衡指数又回落到 2.4%。所以，日本与非洲双边贸易虽然存在差额，贸易不平衡指数也在不断变化，但贸易不平衡程度整体相对较低。
我们将中国对非援助和日本对非援助都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非援助的政策都有不同的侧重，但整体上，中日对非的援助政策是存在异同点。针对相同点，首先，非洲作为一个资源和能源大国，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双方与非洲发展援助关系是少不了在国家能源安全上的考量。历史上出现的两次石油危机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两国对非援助。其次，日本和中国在对非援助上都有对自身经济、政治上的考虑。日本对非洲援助根据阶段的不同，政策重点先是经济，到日美同盟的政治关系，再到谋求援助大国和入常的政治诉求，最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其间充斥了日本在对非援助中寻求自身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诉求。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对非援助的四个阶段中，政策重点从政治也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到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再到以企业为主促进企业海外业务发展，最后是追求综合效益。所以，两个国家都有对自身利益，包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追求。
但两国在对非援助的政策上，更多的是不同点。首先是定位的不同，中国发展对非援助，是南南合作模式，也就是“穷帮穷”的模式，寻求的是共同发展，实现共赢；而日本对非援助是南北合作，也就是“富帮穷”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责任与义务，是单方面的付出,单方面的接受。
其次是理念的差异，这与不同的定位也有有所关联的。日本对非的援助更多的是从自己出发，作为援助大国的我应该为非洲提供援助，存在能源危机的我需要为非洲提供援助，寻求经济出路的我可以为非洲提供援助。其为非洲提供的援助方向大多是追求自由、发展、平等、人权等，同时附加各种政治条件。当他们在援助的同时，没有思考过在温饱尚未解决的非洲能否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是否应该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而中国在这点上则与日本不同。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的都是非洲国家的切实需求，更重视的是非洲的实用性。
中国为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提供资金、经验支持；中国以企业为主体注重援助的效益，避免“交钥匙”现象；中国对非援助是迎合“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提高其自身的发展能力。还有一点是平等性上的不同，这点也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日本对非洲的援助是凌驾于非洲国家之上的，是附带政治条件的，而中国对非援助是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互帮互助的。
就援助的第二个成效，贸易成效而言，中国作为非洲的第一大进口国与第一大出口国，在进出口规模上远远超出了日本，主要是因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而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则不同，中国与非洲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需求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因此双边贸易规模更大。而且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还表现出商品类别多元化、国家分散化的良性发展态势。 最后就援助的第三个成效，基础设施成效来看，显然中国在基础设施上为非洲提供了更多的福利。
中国为非洲提供基础设施援助开始于 1970 年，也就是坦赞铁路的修建，而日本提供基础设施援助的意识出现于 2008 年，2016 年才开始付出行动。所以日本在基础设施成效上，与中国是存在天壤之别的。在日本修建的基础设施尚未成型之时，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且在基础设施上的援助规模依旧不断增加。而基础设施上的成效也体现了中国对非援助是合作共赢，中国发挥着自己的比较优势，迎合着非洲发展的需求。
总而言之，日本与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存在异同，也各有优势。日本的援助体系值得中国去借鉴去学习，中国的对非援助探索、对非援助理念、对非援助成效同样也说明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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