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蒙古族，1930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川掌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那年，由于兵荒马乱，年景歉收，故乡再也呆不下去了，父亲便将一孔土窑洞卖掉，将几亩薄地租给他的拜把子穷苦兄弟郝维林，携全家离开老家川掌，来到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附近安家落户。父亲为有钱人家揽工受苦，千奋勇给人家放牧骆驼。
1945年，按照父亲的安排，15岁的千奋勇携曾祖母回到了老家川掌，而父亲和继母仍旧在札萨克旗打工。回到家乡后，千奋勇自己动手挖了一孔土窑洞，和曾祖母好歹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此后，千奋勇便以为别人挖窑洞和种地养活曾祖母和自己。
1947年秋天，村里来了一位商贩，以做生意为名住到了千奋勇家里。此人叫杨招，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府谷西北贸易公司的负责人。那时我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就设法开办贸易公司做生意。而杨招此次来与府谷毗邻的准格尔旗，身负双重任务，一是做生意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困难，二是以商贩身份做掩护，搜集准格尔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
慢慢地彼此熟悉起来，杨招就给千奋勇讲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鼓励千奋勇做一个有为的革命青年。从此，千奋勇在杨招的领导下也开始以做小买卖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千奋勇按照杨招的吩咐，赶着自家的小毛驴，往返于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将小米和盐巴源源不断地运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多次受到了杨招的表扬。
1948年春天，准格尔旗解放。这一年的夏天，千奋勇进入伊东干校学习，学习结业后，千奋勇于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后，千奋勇历任青年团准格尔旗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共青团伊克昭盟委书记。1958年起任自治区卓山子矿务局党委副书记、海勃湾市卡布其煤矿、红旗煤矿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海勃湾矿务局党委书记、乌拉山化肥厂党委书记、自治区化工局副局长等职。
1978年10月起，千奋勇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盟委书记、盟长、盟委第一书记，1981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3年5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998年1月再次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千奋勇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上世纪70年代末，千奋勇调任伊克昭盟行署盟长，第二年任盟委第一书记。那时，国家还比较贫困，伊克昭盟的农村牧区就更贫困了。他上任后考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如何把伊盟的粮食生产抓上去，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当时，摆在盟委一班人和千奋勇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全盟8.6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耕地面积仅有216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51%，许多是丘陵、沙漠交通很不方便，大部分乡村不通汽车。农户居住也很分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2人。许多地方构不成村落。称得上村庄的，只有星星点点散落在黄河、无定河两岸的沿滩地带，全盟又十年九旱，风大沙多。在这样的地区如何组织农民发展生产？
解放30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直至用行政手段推行大套经验，一次又一次盲目扩大基本核算单位。结果呢？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人民公社化以来，全盟粮食总产量始终没有突破1956年2.15亿公斤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却由1956年的370公斤下降到1978年的165公斤。加上牧区和城镇用粮，每年需要国家供应1亿公斤左右粮食，如果没有国家贷款和救济，群众就无法生存，集体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一部分老百姓甚至过着棉蓬窝窝沙葱菜，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原始采集生活。面对这种情况，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千奋勇从众多的农民反映中了解到，农户自留地占的比例很小，但收入却占全家总收入的比例很大。给千奋勇印象最深的是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社员赵丑女。她50多岁。孤门独户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离生产队7公里。1978年她承包了附近的14亩耕地、一台水车、一头骡子，自主经营。她披星戴月，没明没黑地干，从春种夏锄到秋收等各项农活一环紧扣一环，在她的精心管理下。粮食亩产都在300公斤以上，大白菜和大蒜的收获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她家的人均创收高出全队人均收入的几倍。
经过反复琢磨，千奋勇全面分析全盟的现实，又经过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对比，认真剖析像赵丑女这样的典型户后，他和盟委一班人排除干扰，义无反顾下决心要在全盟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伊克昭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普遍推行四定一奖、五定一奖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兴起的。但它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步是十分艰难的。其中有斗争、有曲折、有阻力。
在杭锦旗的巴拉亥、达拉特旗的乌兰淖、德胜太部分生产队首先搞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叫包产到户。这几个公社搞起包产到户之后。消息很快在全盟传播开来，不少公社的农民就像当年土改那样，闻风而动。它像一股强劲的东风想挡也挡不住，发展速度十分惊人，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料。到1980年底。全盟有7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这引起城乡各级干部的强烈反响，有的支持，有的怀疑，有的责难，当时在全盟上下形成一个热烈争论的局面，包产到户不仅成了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相当一部分干部心有余悸，顾虑重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批斗过的同志，一提包产到户便谈包色变，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他们明明知道包产到户能增产，但害怕犯方向路线错误，否定合作化，搞垮集体经济，影响农业现代化。有的旗社领导讲：我们宁肯迟发财，也不愿跌跤子。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下由着群众搞，对上假装不知道。有的虽然搞了，又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提心吊胆心不安，有的怕这样搞下去，农村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在全旗召开的三级干部转弯子会议上痛哭流涕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结果使参加会议的同志不但没有转过弯子来。反而造成多数同志不同意包产到户，还有的由于领导班子内部认识不一致，形不成统一的意见，群众称我们公社是王书记挖渠，李书记填沟。也有的斥责坚持包产到户的领导是单干书记。更有些人把包产到户看成是洪水猛兽，因而惊恐失色，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指责，全盘否定。有些干部不加思索地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与单干是老婆与夫人，叫法不同，实质都一样。还有的煽动说：某某公社包产到户后，把耕牛累死很多、内蒙古党委派来调查组。正在调查千奋勇的问题。等等。这是80年代初伊克昭盟出现令人瞩目的社会动态。
面对这样的阻力，毫无疑问，千奋勇也是不轻松的。1979年7月中旬，他首先派农办副主任卢选仲专程赴巴拉亥公社新明大队进行调查摸底。卢选仲调查回来汇报时，表示赞同这种做法。千奋勇听后也动了感情，他想亲自去看一看。
1979年8月5日，千奋勇没向杭锦旗委、巴拉亥公社党委打招呼，和秘书人员乘坐一辆京吉普，直奔新明大队。京吉普穿沙越梁，进入农区，迎来一片绿色。沿途，片片庄稼映入眼帘，一样的雨水，一样的节气，庄稼长势却不一样，好坏分明。千奋勇在新明大队的田间地头，看到包产到户的庄稼长势十分惹人喜爱，成片的玉米、高粱、糜子长得油绿茁壮，一眼望不到边。他进一步了解到这里的农民情绪十分高涨，劲头很足，连昔日的懒汉都勤快起来了，起早贪黑地干，实地察看后千奋勇心中有了数，当着新明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学义的面说：你们这条路走对了！并鼓励他们大胆实践，注意总结经验，再接再励．继续前进。
为了说服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于1980年春秋两季，千奋勇让盟委组织部、盟农委办公室，先后从盟、旗县两级抽调一批家在农村的干部，以探亲访友的形式作调查研究，听取广大农民的反映。
盟委抽调的16名干部，分别从自已的家乡返回来，统一向盟委、行署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广大农民对包产到户十分拥护，拍手叫好，除了少数社队干部，因为涉及到个人的利益有意见外，广大农民中间没有一户反对。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犹如火山迸发。
调查结果表明，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在大旱之年出现了三高一低（产量高、收入高、生活水平高、生产消费低）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实行包产到户是尽快解决农民温饱、走向富裕的有效办法。盟委领导看了这一调查报告后，都一一在上面签注了个人意见，都赞同在全盟农村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其中千奋勇签注的意见是：这一调查报告充分说明，包产到户好得很，既能增产，又能增收，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推广。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全面推广谈何容易，尤其是干部阻力很大。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是非，消除各种思想顺虑和阻力，促进包产到户迅猛发展，从1979-1981年起，盟委先后召开旗县委书记扩大会议和盟直机关干部大会10多次，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3次，主要是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在全盟农村普遍铺开。
盟委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会议是1979年8 月7 日-19日在杭锦旗开始，达拉特旗结束。参加会议的有盟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全盟农业公社党委书记。
盟委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第二次规模比较大的会议是1980年8月27日-31日盟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盟直四大班子成员和各旗、县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盟直各机关单位负责人。会议着重是统一思想，提高对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认识。
推行包产到户第三次规模比较大的会议是1980年3月7日召开的东胜地区盟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千奋勇在会上作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巩固发展伊克昭盟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报告。这一报告主要针对干部中存在的各种思想认识和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讲了九个方面的内容，重点阐述了如何看待包产到户责任制。千奋勇联系本盟的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又着重回答了社会上争论不休的五个问题：（一）包产到户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二）包产到户是前进还是倒退？（三）包产到户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四）包产到户会不会影响农业现代化？（五）包产到户是不是权宜之计？同时从不同的侧面，讲述了推行包产到户的紧迫性、重要性、正确性和必然性，鼓励广大干部满腔热忱地支持全盟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从而起到正确的引导舆论、分清是非的作用。
千奋勇还要求全盟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深入实际，总结推广包产到户的典型经验，用典型引路，指导全面。千奋勇根据自已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组织写作班子，撰写了《包产到户伊克昭盟农民摆脱困境走向富裕》的文章。全文12000多字，共分三大部分：（一）包产到户符合伊克昭盟实际情况；（二）包产到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三）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包产到户。这篇文章针对性很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于1981年1月份分别刊登在《内蒙古日报》和《鄂尔多斯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的称赞，有力地推动全盟包产到户的完善和提高。
通过以上各种典型调查和会议讨论，不断解放思想，提高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认识到我们是为广大农牧民服务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由于大家认识的提高，思想的统一，才能取得盟委一班人的支持，使全盟普遍较早地推行了这场改革。
由于不断推行和完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使全盟农村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特别是长期停滞、濒临破产的农村社队更是发生了大的飞跃。这种可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极大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包产到户把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使他们由过去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真正有了自主权。从而出现了人人关心生产、个个积极参加劳动的景象。特别在农忙季节，真是家家无闲人，户户锁上门，老人娃娃都上阵，过去长期不参加农业生产的懒汉也下了地。各种农活只往前赶，不往后拖，只往细做，就怕做粗，影响产量，在包产过程中充分挖掘了劳力、资金投入、土地潜力，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
（二）粮食生产取得重大突破。伊克昭盟是一个十年九旱、风沙多灾的地区。60、70年代，全盟粮食总产一直在两亿公斤左右徘徊。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村还是那些地，但就像吃了灵丹妙药一样，突然长出了好庄稼。农业连年增产，出现了大灾之年小增产、小灾之年大丰收的动人景象。
（三）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随着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和多种经营大发展，农民的收入显着增加。包产到户后，仅用了3年时间，也就是到1982年，全盟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01元，比1978年增长一倍多。绝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连五保户也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广大农民喜笑颜开，情不自禁地赞颂说：党的现行政策就是好，使我们农民脱贫致富有盼头。
（四）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大发展。随着包产到户的完善和巩固，农村中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向社队企业转移。促使社队企业和家庭企业全面兴起、蓬勃发展的好势头。
（五）干群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过去多年来，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人与人之间许多不正常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干群之间留下了很深的伤痕。虽然那种欺压群众、营私舞弊、侵吞集体财产的干部为数极少，但是作风不正、多吃多占、挖集体墙脚的干部还是经常能遇到的。包产到户后，队干实行三包一补贴：包合同落实、包政策贯彻、包处理矛盾，根据工作好坏，适当给于补贴，把工作报酬和工作实绩联系起来，队干部真正负起责任来了，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改善了干群关系。
（六）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实行包产到户后，全盟水利工程不但没有破坏，而且呈现出大发展的趋势。广大农民充分挖掘潜力，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投资投劳。村自为战，户自为战，出现了队队有工程，家家有项目的喜人景象。
以千奋勇为首的伊克昭盟党委一班人，率全国之先迅速在全盟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农村生产责任制，到1980年全盟有7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81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99.92%。
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之后又连续几年发出中央1号文件，“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千奋勇书记在伊克昭盟推广“包产到户”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比安徽小岗村还要早一年多。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毫无疑问这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要担负多么大的风险！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伊克昭盟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能让老百姓吃饱饭，我们为何不敢干呢？只要让老百姓吃饱饭，我就不怕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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