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一个早晨，湖北某村里传来焦急的呼喊声，原来前天夜里，有户人家的儿媳妇小娟没有回家。
小娟在村里附近的工厂上班，每天傍晚都会回家，即便加班也风雨无阻地要骑电动车回家，因为家里有等着她的孩子，一夜未归，电话也打不通，实在太反常了。
遍寻无果后，小娟的公公叫了几个邻居沿着她通勤的路搜寻，在离村不远的一条小马路上找到了小娟骑的电动车，电动车附近有斑斑血迹，大家预感不妙，随即去报了警。
警方对案发地附近进行了大面积搜索，找到了许多滴状血迹，推测小娟可能被人打伤并搬运到其他地方，且从血迹的间隔距离和现场的情况来看，施害者应是有交通工具的，可能是摩托车或是三轮车一类。
遗憾的是，案发路段没有监控覆盖，无法第一时间确认嫌疑人，时间每多过一秒，小娟的遭遇不处的风险就多一分。
警方结合她的通勤路线，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当晚她加班到深夜，也许是放心不下家里的孩子，没有在宿舍歇脚，而是骑电动车赶回家，截至事发路段前，她一直安然无恙。
由此警方猜测嫌疑人可能是住在案发地附近的，且十分熟悉监控死角。在监控视频中一辆可疑的摩托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辆摩托车几乎是一路尾随小娟，直到消失在监控中。
监控消失处距离案发地并不远，中间没有岔路口，人烟也稀少，如果他不是嫌疑人，就可能是目击证人。随后警方找到了这个摩托车的主人，就是小娟同村的张某。
在调查张某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的作案嫌疑极大。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家中还搜出了小娟的手机，摩托车上还检测到小娟的血迹，种种证据都指向他就是凶手。
张某无法自圆其说，在警方的讯问下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遍寻不着的小娟到底被他藏在哪里了？他又为何要对小娟下毒手？
据张某交代，他和妻子感情不好，那段时间在闹离婚。他没有固定工作，家里全靠妻子支撑，家里还有一个年迈的父亲，一旦妻子走了，他就再也过不了潇洒的生活，所以坚决不答应离婚。
为此夫妻俩三天两头吵架，他心里烦躁，到镇上和人喝酒，晚上回来时看到同村的小娟，许久没和妻子交流感情的他，对年轻漂亮的小娟起了歹心。
他一路跟随，离开监控区域后故意开摩托车撞了小娟的电动车，小娟摔倒后要和他理论，被他趁其不备给拖到了附近的草丛里，小娟极力反抗，想要呼叫，张某掐住了她的脖子，后对她实施了犯罪行为。
将其杀害。为了毁灭罪证，他把小娟的尸体带回了自己家，藏在了红薯窖里。但警方找到小娟时，她已经被分尸，可见张某的罪孽远比他说得深重。
调查案件的老刑警，在看到尸检报告时，还升起了一股熟悉感，猜测张某的恶也许在1998年就已经种下。
那一年当地有一个初中女学生也是被QF后杀害，作案手法和张某如出一辙，只是当时因刑侦技术有限，案件一直没有进展，才尘封了十多年。
果不其然，警方重提旧案时，张某明显慌张，他没想到时隔多年警方还未放弃那桩“悬案”。警方趁机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他承认那一年的案子也是他犯下的。
那么当年为什么没人怀疑他呢？原来张某作为家里的唯一男丁，从小被父母宠溺，导致他不学无术，不知上进。当年也是见色起意，犯下案子后，他母亲发现了他衣服上的血迹，知道他闯了大祸。
但没有劝他去自首，反而怕他受惩罚，帮他处理尸体，给他做不在场证明，误导警方。也正是那一次的侥幸，助长了他心底的恶念，让他以为只要毁灭了证据就可以逃避法律的惩罚，这才有了第二次的惨剧。
张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故意杀人罪，而他的母亲也涉嫌包庇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张某出于卑劣的目的，残害两条人命，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对造成了严重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他的最终结局虽然没有公布，但以他的情节，判死刑的可能性最大。
而其母亲犯包庇罪，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过他母亲在2015年已经去世，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张某一个人的恶，毁了两个家庭。小娟的孩子再也见不到疼爱自己的母亲，张某的孩子也要背上父亲罪孽的阴影。
作恶的人总是抱有侥幸，可这世上最不可靠的就是“侥幸”，没有一个夜晚不会迎来天明，也没有一种恶行能永远掩藏，遵纪守法，但行善事，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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