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3年的日本，可以说是挑战重重：政局乱象丛生、经济积重难返、外交高开低走。展望2024年，由于诸多问题根深蒂固，岸田政权难言柳暗花明，好似一艘“泥船”，在风雨中摇摆、浮沉。
2023年以来，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一路波动、持续低迷。统一教问题本已让自民党焦头烂额，临近岁尾“黑金”丑闻不断发酵更是让岸田内阁雪上加霜。2023年12月14日，4名阁僚和5名内阁副大臣被撤换，自民党高层3名重要人物也于同日宣布辞职。据共同社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2月19日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为由，对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安倍派和二阶派的办公室展开搜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还在推进对安倍派议员的询问。检方的强制搜查无疑将进一步打击岸田内阁。共同社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自民党“黑金”丑闻影响，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跌至16%，刷新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以来的最低纪录。
2023年8月24日，日本不顾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和有关国家强烈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图为8月18日，市民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新华社发
分析人士指出，自民党党内有多个派阀，丑闻虽然目前主要影响到安倍派，但也涉及岸田派和二阶派等各派议员。实际上，自民党内存在类似吃回扣的灰色收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自民党派阀会为所属国会议员制定各自的“派对券”推销任务，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则超出部分会返还给议员本人。涉事的派阀和议员没有将这些“回扣”记录在各自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这些钱就成了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据《产经新闻》估算，安倍派有数十亿日元，二阶派（志帅会）有3.7亿日元，麻生派（志公会）有3.1亿日元，岸田派（宏池会）有1.6亿日元，茂木派（平成研）有1.3亿日元的“回扣”。
面对持续发酵的“黑金”丑闻，岸田希望尽快“断臂求生”，第一时间公开宣布辞去岸田派的会长职务，起用岸田派前外相林芳正接任官房长官一职，并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反复强调，自民党将采取措施“重获公众信任”。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作为首相和自民党党首，岸田面临双重挑战，既需要回应舆论压力、清理内部腐败，又要考虑平衡派系以维持党内稳定，他的决策和人事调整将决定其政治命运和政权稳定。在此次风波中，岸田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他为延续政权而大搞权谋。有分析指出，岸田试图利用“黑金”丑闻彻底削弱安倍派，将岸田政权延续至2024年9月其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然而，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历来复杂。在这种派系文化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往往取决于派系之间的争斗和妥协。安倍派作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集体下野，今后将作为非主流派活动，这无疑将考验麻生派和岸田派基于现实利益而达成的脆弱联盟。
2023年以来，岸田内阁持续推出经济刺激对策，包括鼓励企业加薪、少子化对策、拉动消费等，试图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挽回不断走低的出生率，扭转如同日元汇率一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已跌至“危险水域”的内阁支持率。然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并未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2023年12月13日，受自民党内部曝出“黑金政治”丑闻影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新华社发
有分析指出，日元兑美元汇率长时间徘徊在低位，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悲喜交加、冰火两重天的奇异景象。一方面，那些早已完成全球化布局、实现海外产销的大型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营业利润翻番，甚至创出历史新高；而日本国内的中小企业则大部分都困守愁城，即使有所盈利，大部分也被弱势日元吞噬，只能艰难求生。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大量进口能源、粮食等，而日元汇率的长期走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输入型通胀，3万余种商品和食品大幅涨价，普通国民的家庭生计受到打压，生活质量今不如昔。
应该说，2023年日本经济曾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多家媒体热炒“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猛增6%”。但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这是一种复苏幻觉，至多是一种“不均衡的复苏”。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央行前董事会成员白井早由里表示，二季度经济并不如数据看起来的那么强劲，GDP增长好于预期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日本家庭和企业在国内的支出却表现疲软，这实际上是国内经济表现不佳。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矢岛康次表示，在当下世界经济大背景下，日本不可能“独善其身”。
事实上，日本公布二季度GDP年率增长时，许多媒体忽略了“年率”这一关键词，误将其解读为实际增长。年率仅是一种假设性计算，实际上日本二季度的环比增长仅为1.5%。
日本经济复苏乏力，反映出其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而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是日元大幅贬值的直接原因。日本在全球汽车市场的地位正在逐渐弱化，曾经的优势产业如电子产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他优势产业也面临着衰退的风险。此外，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限制了其国内消费的增长潜力。这些结构性问题，加上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作用于日本经济，导致其增长势头难以持续。
2023年1月1日起，日本第12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为期两年，加上日本担任七国集团（G7）轮值主席国，岸田“名正言顺”地大刷存在感，大打外交牌。
一是营造日本拥有全球话语权的幻象。岸田在访问欧美五国时渲染“东亚或将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影射中国“有意在南海和东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扬言日本将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在G7广岛峰会上，岸田将G7峰会的经济发展主题进行引申和扩容，意在配合美国建构反中抗中阵营。然而，在各国利益交融、人类命运与共的今天，搞阵营对抗是逆流而动，必将遭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和反对。更何况，G7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已经严重缩水、今非昔比了。
二是希望在美欧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2023年12月1日至2日，岸田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首脑级会议，呼吁各国协作应对气候变化，并有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彰显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存在感。同时，大力推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去碳化合作框架“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提升日本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岸田试图借此促进日本与美国牵头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的战略对接，提升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价值。但是，日方具体能有多大的收效，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三是谋划提升与东盟关系，推进“海洋安保合作”。2023年12月16日至18日，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多家主流日媒分析，日本对东盟大谈“海洋安保合作”，意在“牵制中国”。东盟内部对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存在明显分歧，有东盟成员国外交官表示，“日本与东盟关系的重点是经济，我们希望维持这一点”。日本外务省2022年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或组织是东盟国家“今后重要的合作伙伴”时，当地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最多。这是此项民调开展以来，中国首次超过日本，中国被认为是“东盟今后最重要的伙伴”。
四是意欲借助首脑会晤改变日本在对华关系中的“低迷”态势。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日本有意借助中日首脑会晤改变其在对华关系中的“低迷”态势。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在旧金山会晤，双方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目前日方急于寻求中方围绕核污染水排海启动相关专家磋商机制，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对日本产食品的进口限制，争取让被拘日本人早日获释。
政局走向。由于安倍派主导了“安倍经济学”等成为政权运行基础的重要政策，派系高层参与了许多岸田政府的政策制定，岸田政府“断臂求生”带来的政策运行阵痛将会持续。改革力量则借势“蠢蠢欲动”，有可能效仿30多年前小泽一郎在“利库路特事件”后振臂一呼，推动自民党内权力洗牌，竖起“改革”旗帜。有评论指出，“黑金”丑闻不仅仅是安倍派或自民党的问题，更是日本政治体制的问题，凸显日本需要推进政治资金透明化、政治责任明确化，以及派系政治文化的改革，或将成为推动日本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经济运行。2023年，日本名义GDP大概率会被德国超越，降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日本的增长率呈现趋势性下滑的特征，2031至2035年的名义GDP平均增幅仅为0.8%，实际增幅是0%。伴随少子高龄化而来的劳动力减少将拖日本经济后腿，而且无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弥补。日本一桥大学特聘教授森川正之说：“受少子高龄化影响，想要维持零点几的潜在增长率都不容易。政府应当将重点放在夯实增长基础上，而不是创造更多需求上。”现在，日本政府和企业界的应对显得尤为关键。传统产业的逐步衰落要求日本必须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支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创新和灵活性，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这不仅是对日本企业的挑战，也是对日本社会整体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的考验。
外交趋向。中日是近邻，无论日本外交趋向如何延展和“倚重”，中日关系是日本无法回避的外交课题。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是福田康夫担任首相期间中日确立的两国关系定位，习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在旧金山会晤中再次确认以此作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遵循。深刻认识其基本要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面向未来，需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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